許廣平索討魯迅版稅的一封信–文史–中找九宮格會議室國作家網

許廣平于魯迅去世后的第三年，給法學家張志讓寫過一封拜托他索討版稅的信。

“千秋萬歲名，寂寞身后事。”這是杜甫的名句，喻示生前的光榮與身后的寂寞，雖有激烈之落差，但年夜致這般。試看古今，幾多風云人物，簡直都難以解脫“俱往矣”之命運。不外凡事總也有破例，好比魯迅。自從這個名字在文壇呈現后，快要100年來一直沒有寂寞過，生前沒有，身后似乎也沒有。

一封信展現了一個女人的無法

關于魯迅師長教師的身后之爭，重要不過乎是論其思惟、文學藝術、文壇位置之類，但還有一個不難讓大師疏忽的就是關于他的版稅之爭。雖說這個版稅膠葛只是小范圍的事，牽扯的人物無限，也就是當事人及家眷和出書社之間罷了。但是這紛爭，卻一直沒有停歇過。早在魯迅生前，由于北舊書局拖欠稿費遲遲不結 （包含魯迅自己以及魯迅聘請的青年小樹屋作者的稿費），并對魯迅的數次敦促裝瘋賣傻，以致于魯迅一怒之下收回了lawyer 函，書局老板李小峰這才請郁達夫等調處處理。而比及魯迅身后，版稅膠葛更是不竭，直到20世紀90年月，魯迅后人也還因版稅的題目與出書社打過訴訟。

許廣平于魯迅去世后的第三年（1938年），給法學家張志讓寫過一封拜托他索討版稅的信。志讓師長教師：

北舊書局本月份版稅二百元，至今尚未付來。下月初廣擬北上，亦擬向北新預付七、八月版稅，為此敬乞師長教師能否便中向北新交涉，最好連本月共付六百元，若他推拜託不出，則能否減為付四或二舞蹈場地百，其余之款，囑其寫一函，交廣在北平支店照支，這般他似未便狡賴。邇來該局立場似不如前，恐人一離滬，更收不到。又聞天馬書店自魯迅師長教師去世，其自全集等生意年夜佳，且聞有百余元版稅待付之說，但至今未得告訴，不悉能否代詢一聲。至良朋公司，自往年十月底結算版稅，至今春支出后，及今未有新聞，又不知其結算期（時常變遷無定），亦乞師長教師便時探聽一下為感。凡此零碎，難以開口，師長教師又公事多忙，深覺干擾。惟以師長教師俠骨剛腸，惟公理是伸，謹當感賴耳。

肅此，敬候臺綏

許廣平上六月廿三日

許廣平，魯迅昔時任教的北京男子師范年夜學的先生，在先生風潮中獲得魯迅的支撐和輔助，并由敬佩到傾慕，最后終于走到了一路，成了魯迅的第二任夫人。“志讓師長教師”，即張志讓，早年留學歐美，平易近國時法學家，魯迅去世后他曾受許廣平委托處置魯迅的版權膠葛，1949年后任中華國民共和國最高國民法院副院長。

許廣平的手札，最有名的莫過于和魯迅師長教師的“兩地書”了，雖說也是頂著“情書”的桂冠，字里行間透著關愛，情到濃時也難免語帶俏皮，但是倒也沒有“啊呀啊唷”之類魯迅素所厭惡的“濃得化不開”的甜膩之語。魯迅與許廣平的聯合，若從1927年至上海假寓算起，直到1936年魯迅去世，總共也僅十年不到的時光，所以魯迅在一首《題〈芥子園畫譜三集〉贈許廣平》中，就有“十年聯袂共艱危，以沫相濡亦可哀”的詩句。十年的相濡以沫，換來的是許廣平平生的跟隨。在魯迅身后，尤其是魯迅去世后的十余年間，許廣平守志撫孤，既要為維護魯迅的手稿而四處收藏，又要為收拾魯迅遺著出書而四處奔走，還要為魯迅留在北京的寡母和德配的生涯費而四處張羅……時逢交流家國戰亂，米珠薪桂，個中艱苦真是難以言盡。

這封信躲于上海檔案館，似未見于許廣平文集，信的內在的事務讓人讀出了一個女人的無法。

和北舊書局的版稅膠葛由來已久

信中所提的重要仍是北舊書局。盡管魯迅生前曾經和北舊書局有過一次版稅膠葛，但“調處”之后只需北舊書局照規則按打算付出版稅了，魯迅仍然不忘舊情，當北舊書局有艱苦時，他仍將本身的幾部舊書交給北舊書局出書。要了解在那時，以魯迅在文壇上的位置，誰能取得他書稿的出書權，就意味著誰可以賺年夜錢。北舊書局的老板李小峰，是魯迅在北年夜授課時的先生，也是昔時北年夜新潮社的成員，“北新”之名，取自于此。就是靠著和魯迅師長教師的親密關系，北舊書局從最後在北京翠花胡同放一張床賣書開端，到后來有了上海的強大成長，最后逐步釀成了李小峰的家族財產。

許廣平后來在《魯迅回想錄》中，專門有一節述及魯迅與北舊書局的關系。在魯迅眼里，盡管他極力輔助，北舊書局仍有很多“不隧道”之處，但魯迅并未真正地與之破裂，總還寬厚地以為這是“（李）小峰這小我糊涂”。但在許廣平眼里并非這般，她在回想錄中對北舊書局頗多微詞，以為瑜伽場地他們只是應用魯迅這塊招牌取利罷了。經由過程許廣平這封盼望lawyer 追討版稅的信，可以看出北舊書局在魯迅逝后家眷艱苦之時，又故伎重演，幾回再三拖欠版稅，難怪許廣平要“不憚以最壞的歹意來猜測”了。

作為文壇 “年夜咖”的魯迅師長教師，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不差錢的。此話說對也對。魯迅暮年在上海時代，除了最後四年（1927年 12月至1931年12月）被蔡元培師長教師聘為年夜學院特約著作員，每月不消干活即可享用300元著作費外，其后則所有的靠稿費來養家。有專家統計，魯迅的稿費支出，如以1932年至1936年盤算，均勻每年應在七八千元擺佈，若按現今的物價比，大要至多也有三五十萬元吧。這個人空間支出雖比不上老板實業家，但在文人圈內應當仍是甲等的。所以說，魯迅僅靠手中的一支筆，生涯過得仍是很是優裕的。那時他們曾經是三口之家，還雇著兩個女傭。他本身寫作之余，愛好看片子（簡直每周都看，同妻兒或邀伴侶共賞）、逛書店（每月購書破費數百上千）、下館子（或讓餐館的廚子燒好送來），還要寒暄應付、迎來送往，尤其對身邊的青年伴侶，時常大方解囊，出手支援。

眾所周知，除了上海的三口之家外，魯迅還要供養北京的老母親和與母親生涯在一路的德配朱安密斯。雖是服從了母親之命，但魯迅與德配毫無一絲情感可言，從而招致了一樁從開端就宣佈逝世亡的婚姻。不外，魯迅對于應擔當的家庭義務卻從未迴避，不論身處何地，他每月總會按時將兩人的生涯費寄到，年節還非分特別從豐，并且事後另儲1000元，以備不時之虞。作為家中的宗子，魯迅對母親的孝敬以及對家庭其他成員的庇護，老是不遺餘力、不求報答的。二弟周作人，從隨著年老到南京唸書開端，再到japan(日本)留學、北年夜任教等，一路上都是魯迅照顧著，直到兄弟交惡，再也不相往來。三弟周建人，才學不及兩位哥哥，所以魯迅更是多加照顧，輔助先容至商務印書館任務，領導其著譯書稿等。三弟家屬多、累贅重，同住上海時魯迅常常約他們一路來吃飯，并自動承當三弟兩個孩子的膏火……

這一切怡然融融之景，莫不以魯迅為軸心，津潤而安穩地運轉著。

生前光輝難掩身后淒涼

但是，1936年 10月 19日，跟著魯迅的忽然長眠，年夜廈轟然傾倒，情勢便相持不下了。盡管魯迅幾多有些預見，在離世前一個多月，寫過一篇名為《逝世》的文章，但并未留下正式的遺言，遺產的分派以及版稅方面的繼續均只字未提。

既然沒有專門受權，所以魯迅遺著版權的第一繼續者，就應是德配朱安和魯迅的母親魯瑞了。當然，無論從魯迅的自己愿看來說，仍是從收拾遺著、聯絡接觸出書等諸方面原因的斟酌，許廣平都應當是繼續魯迅版權的最適合人選，況且她膝下還帶著魯迅的兒子周海嬰。于是，在魯迅生前老友許壽裳等人的盡力下，天然也顛末魯母的首肯，由朱安寫了委托書，將出書權授予了許廣平。同時，許廣平也許諾，將以版稅所得來擔任兩位白叟的生涯。

但打算老是趕不上變更。開初許廣平仍是按魯迅本來的尺度，每月按時寄上生涯費，但跟著抗戰的周全迸發，北京、上海接踵失守，時局動蕩，物價飛漲，京滬兩地的匯兌甚至通郵皆不如以前那么順暢了。好在北京幾位魯迅昔時的先生如李霽野、常惠均等，都極力輔助照料魯迅遺屬的生涯，或籌募金錢救濟，或先墊付生涯費等。總之，在魯迅身后的十來年時光里，京滬兩地的遺屬生涯都過得很是艱巨。從相干的材料以及許廣溫和魯瑞、朱安的交往函件中，都可以看出她們在經濟上的拮据和艱巨。后來承平洋戰鬥迸發，身居上海的許廣平也自顧不暇，被日兵拘捕拘留了三月之久。那幾年，許廣溫和北京基礎中止了聯絡，由此兩位大哥體弱的婦人生涯之艱可想而知！北京雖有周作人以及一些伴侶的輔助，但依然危在旦夕，時有斷炊之虞。這窘況在1943年魯母去世后，朱安單獨一人生涯時尤為凸顯，其實無法之下，朱安只得祭出最后一招——變賣魯迅留在北京的一些躲書。

按理，朱安乃一字不識的新式婦女，未必能想出這般妙招，不少魯迅研討專家剖析以為，此招應為周作人所教授。公然，朱安為生涯所迫，欲出售魯迅躲書的新聞，一經報紙登載，京滬兩地馬上嘩然，采訪的記者絡繹登門。原來中止數年聯絡的許廣平也立馬現身，一邊在上海登報聲名魯迅遺產未得全部家眷批准，不得零丁處置；一邊寫信給朱安，曉之以理，動之以情，欲禁止售書之舉；同時，又請唐弢等人特地赴京，當面勸告朱安，要以保留魯迅遺物的年夜局為重……

“你們老是說魯迅的遺物要保留、要保留！那么，我也是魯迅的遺物，誰來保留啊？！”——朱安終于向眾人收回她今生最為經典的一聲呼籲：“我也是魯迅的遺物！”售書事務之后，朱安的生涯費又有了下落，實在也僅是委曲過活，她曾經是行將就木，這般又艱巨捱了三年，終于1947年凄然長逝。喬麗華撰寫的《我也是魯迅的遺物——朱安傳》一書，對這位持久被人們所疏忽的人物作了體系的研討，很是有價值。跟著時光的流逝，若無當事人留下確實的材料和回想，良多本相會愈來愈含混。

這一封許廣平索討版稅的信札，向眾人展現了魯迅逝后遺屬生涯的艱苦。